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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70年 | 从47个开始，走向新闻方阵最前排******
2022年是中国新闻社成立70周年。1952年，新中国刚诞生3年，百废待兴，共和国缔造者们在此时创建了中国新闻社。
70年无一日中断发稿
筹备成立中国新闻社，从提出动议到正式成立，历时将近一年。
1951年10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廖承志最初提出动议；
1952年5月，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这一议题并做出决定；
9月14日，员工队伍初步组建完成；
10月1日，开始对外播发新闻，至今70年无一日中断发稿。
创建中国新闻社是为了开展海外华侨服务，具体地说，是为了向华侨报刊提供新闻服务。当时海外华侨约1200万，散居在五大洲，其中绝大多数旅居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北美和欧洲。
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诞生开始，华文报刊生生灭灭。到20世纪末，大约出现过数千种规模不等的华文报刊。
194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报纸有97家，其中印度尼西亚28家，缅甸6家，印度2家，泰国7家，越南10家，菲律宾4家，美国12家(日报9家、周报3家)，加拿大4家，夏威夷2家，古巴3家，英国2家，非洲2家。
由于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广大侨民寄人篱下，自叹是“海外孤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海外孤儿有了娘”。
从47个开始
廖承志最初提出设立中国新闻社的动议，并负责中国新闻社的具体筹备工作。作为革命家的廖承志，多才多艺，是党内优秀的宣传家，有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是延安时期新华社创始人之一，十分熟悉通讯社的组织架构和运作。
1952年9月14日，是中国新闻社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新闻社诞生的纪念日。这一天，44岁的廖承志风华正茂，他来到北新桥三条一号“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的筹备会议并发表讲话。
▲华侨大学秋中湖畔的廖承志塑像 中新社记者 傅丹丹 摄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社的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共有47人，因此廖承志这篇讲话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怎样办好中国新闻社？廖承志在讲话中发出“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他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调子要低一些。
最初播发口语记录新闻
中国新闻社是通讯社，服务对象是海外报纸。当时的发稿手段是通过电台广播记录新闻方式向用户提供新闻稿，报纸编辑记录下来选用。1952年9月22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帮助下，中国新闻社使用“中国新闻广播电台”呼号，以普通话记录新闻形式向国外试播记录新闻稿。
195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新闻社理事会成员33人名单和电台播音时间、频率的消息。
当年10月1日，“中国新闻广播电台”正式播音。这天播发的新闻共有10多篇，约10000字。中国新闻社成立后的第一篇广播新闻稿是：《首都纪念国庆节举行隆重阅兵式》。
当时每天发稿一半用记录新闻播出，一半用文字印发。开始，记录新闻和文字稿单独印制发行，后来合印为《中国新闻》新闻稿发行。记录新闻是时效性强的报道，文字稿属于通讯和特约稿件。
“中国新闻广播电台”播发口语记录新闻，向香港、雅加达、吉隆坡、加尔各答、仰光、西贡、檀香山和墨尔本八个定点地区广播。三天后，即10月4日起，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和香港华文报刊陆续刊登中国新闻社播发的新闻。
调集众多海外华侨报人
1952年12月，中国新闻社正式组成领导班子，确定中新社组织领导人和组织机构：理事会和社务合一制，社长为理事会召集人。首任社长是金仲华。
中国新闻社成立不久，相继调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同志、老新闻工作者；调来一批海外华侨报人，有的做过海外华文报刊的主笔、总主笔，有的做过海外华文报刊的社论撰稿人。一家传媒机构调集如此众多的海外华侨报人，这在新中国传媒发展史上是相当独特的历史现象。
他们熟悉海外华侨的心态，具有丰富的华文报刊工作经验，坚持贯彻“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在实践中形成中新社独特的报道风格，为“中新风格”的形成做出了历史贡献，值得一代又一代中新社人珍惜与传扬。
▲2019年10月12日上午9时，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70年来，中国新闻社和伟大的祖国一起进步成长，期间经过几次再创业，已经成为在海外华人社会、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新闻文化机构。
70年来，中新社人始终不忘中央建立中新社的初衷，不忘廖承志对中新社的定位要求，创造出在新闻界独树一帜的“中新风格”，走向了新闻方阵的最前排，并伴随时代进步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在漫长岁月的不同时期，中国新闻社一直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中新社人大组记者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进行报道 中新社记者 魏晞 摄作者：郭招金(中新社原社长)
东西问·解码兔年｜刘晓峰：东亚文化圈如何过新年？****** 中新社北京1月25日电 题：东亚文化圈如何过新年？ 作者 刘晓峰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只要拥有365天一个周年的认识，人类自然会逐渐形成迎接新年的文化传统。 不同民族拥有不同文化，其迎接新年选择的时间点和文化习俗各自不同。在古代东亚地区，中国是最大的文化发源地，源自中国的时间文化拥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当中国古代历法的影响进入东亚周边，中国种种辞旧迎新的年俗自然也影响到周边地区。所以，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东亚地区拥有很多相通或非常接近的新年习俗。同时，又因东亚各国与中国关系有远近之别，所受影响各自不同。 年是一岁之首。是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正如中国《忙年歌》中所唱，“二十四，扫房子”，为了面目一新迎接新的开始，一场大扫除非常必要。在古代东亚，新年之前都有大扫除。忙年在东亚是普遍存在的年俗。《安南风俗册》就记载越南过年：“腊月中旬，四民远行陆续回贯，制办衣服，洒扫园堂，拂拭器皿，要事整洁……近除夕……弃旧灶于净处，易以新灶”。日本、朝鲜半岛和古代琉球，也都有忙年的习俗。  日本横滨中华街挂起龙形灯笼迎接中国农历春节。吕少威 摄扫除房间还包括赶走家里不干净的东西，这就是古代驱鬼逐疫的傩仪。用傩驱除脏邪厉鬼。通常认为驱傩在中国周代就有，《周礼·夏官·方相氏》云：“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以索室驱疫。”到汉代宫中行傩，则已经发展到方相氏率十二神及一百二十名“侲子”驱逐虎、魅、不祥等凶神(《后汉书·礼仪志》)。 日本成书于十世纪的《延喜式》记载，承担驱傩人物的阴阳寮要在十二月晦日黄昏，由官人率领驱傩的斋郎队伍等候在宫门外，入夜入宫中驱傩。追傩中使用弓矢。弓用桃弓，矢为蒲苇之矢。这和中国的驱傩非常接近，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岁时历法以干支纪年。在韩国，有一种占卜方法就根源于中国古代的干支文化。这是从正月元旦算起的卜年方法：从正月一日算起，把后面的十二天按地支的属相分为有毛日和无毛日。按照这一分法，子日的鼠、丑日的牛、寅日的虎、卯日的兔、午日的马、未日的羊、申日的猴、酉日的鸡、戌日的犬、亥日的猪都是有毛日，辰日的龙和巳日的蛇是无毛日。 如果元旦那天赶上有毛日，会是丰收年，如果赶上无毛日，就会是歉收年。新年后出现的第一个鼠日称上子日，农民们要到田里点火烧田；第一个牛日子称上丑日，本是农闲世界，但因为这个日子是牛日子，要多喂老牛一点黄豆，因为马上又要用牛帮人干活了；上寅日人们尽量少出门，特别是年轻的姑娘，如果这一天在别人家大小便，会给那家人招来虎患，这些习俗后来随着老虎越来越少也慢慢变淡了；卯是生，因此上卯日在韩国是一个祈祷长寿非常有效的日子。  马来西亚吉隆坡一商场内具有中国元素的春节装饰。赵胜玉 摄日本人的正月也有干支文化形成的正月节俗。日本正月有子日之宴，又有子日之游，这些据说都来自中国的古俗，可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反而非常陌生。日本古代正月上子日有宴会，例称“子日曲宴”。天皇和群臣鼓琴弹歌，赐衣颁禄，过得很热闹。 再说过年放爆竹。爆竹是东亚新年的标配。过年放爆竹，中国放，韩国、越南也放，似乎只有日本不放爆竹。其实日本也放。只因为是最古老的爆竹，很多人不认识了而已。 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日本叫“小正月”，和“大正月”元旦相对应。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将原本属于夏历的传统节日，皆移于西历月日之下，所以日本人的“小正月”，就是每年元旦之后第十五天。因为直接采用西历，所以十五日并不能保证就是满月之日，在东亚的时间文化传统中，显得有点亦正亦邪。 但日本小正月有个与火有关的传统仪式，大多数地区管它叫“どんど焼き”(dondoyaki)，也有部分地区称之为“左义长”(sagicho)，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中辞典》把它译作“爆竹节”。 左义长的具体做法，是把竹十数根呈三角形架起来，用绳索捆住，上面再敷上干稻草以用于助燃。正中间则立一高竹，上悬扇子和钱。点燃时，儿童会围绕着火堆唱“トンドヤトンド(tondo ya tondo)”，民间非常流行的对这一习俗的称谓“どんど焼き”，即来源于此歌唱方式。 在日本，各地的左义长习俗也因地域文化特征各异而出现变化。比如，有的地方把一年之中写的字一同烧掉，据说这样可以变得会写字；有的地方借燃烧左义长的火烤饭团或粘饼吃，据说吃了一年不害虫牙、一年无病无灾；一些地方，左义长习俗还成了当地吸引游客的观光事项，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过年燃放爆竹，在中国南北朝已经成俗。《荆楚岁时记》记：“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山臊长相奇特，一尺多高，只有一只脚，有让人生病的超能力，但非常害怕竹子烧爆的声音。根据这段记载，烧爆竹子惊吓怪物山臊，是古代中国爆竹的起源。日本的左义长，从时间和形式上都保持了爆竹的原型。燃竹之俗何时传入日本，惜文献阙如，不可考知。实际上，“爆竹节”的两个日本名字所模仿的，也都是竹子被火烧后空气胀破竹节发出的爆炸声。  日本横滨的华侨华人社团以舞龙舞狮的方式欢庆中国传统的春节。滕剑峰 摄东亚的新年，节俗万千，但其精神不外辞旧迎新、驱灾求祥的良好愿望。东亚地区曾共同使用过汉字的区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这里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也是各种新年习俗和我们最近缘的地方。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过春节，有一项独特的民俗项目——“捞鱼生”。多人围一桌，从大盘里争先捞起鱼肉、配料、酱料，一边捞一边大喊“捞啊！发啊！”，愈捞愈高，寓意步步高升。鱼生，本源自中国广东，早年奔赴南洋落地生根的广东人，把鱼生带到新马一带。上世纪60年代，经谭锐佳、冼良、许国威和刘育培四位大厨改良，鱼生和各色配菜各式酱汁同食，边捞边喊吉利话，七彩缤纷、红红火火。 泰国传统新春“宋干节”，也叫“泰国泼水节”，与中国傣族泼水节类似。每年4月13日至15日。善男信女在寺庙拜完佛后，德高望重的和尚把渗有香辛料的水淋洒在其身上，以驱除邪气。信徒们再把香水洒于佛像和“宋干女神”，祈求新春如意。祈祷仪式结束后则是泼水狂欢，祈福来年繁荣好运。更有甚者把大象牵上街，向行人泼洒祝福。 相通的民俗历史文化，是东亚各国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共同文化基因，值得珍惜和发扬光大。(完)  作者简介：  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哲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从事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并努力开拓由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组成的汉字文化圈回视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视野，在时间文化研究方面上着力最多。代表作有《古代日本における年中行事の受容》(日本桂書房)、《清明节》(中国社会出版社)、《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日本的面孔》(中央编译出版社)、《端午》(三联书店)、《琉球史论》(合著，中华书局)、《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社科文献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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