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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官宣涨价！预算40万你会买BBA还是新势力？******
中新经纬2月3日 (牛朝阁)2022年开年，新势力花样开打“价格战”之际，宝马却开始涨价了。
近日，有消息称宝马对旗下部分车型进行涨价，涨价幅度在2000元至20000元，涉及5系、i3、iX3等多款热门车型。宝马方面回应中新经纬称，部分BMW品牌在中国的在售车型确实在2023年2月1日正式上调厂商建议零售价，主要是受到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原材料及物流成本不断上涨，以及供应短缺等影响的原因。
涨价背后，4S店内的优惠仍存，48.89万元起售的车型，综合优惠后到手价在40万元出头。有专家指出，造车新势力纷纷杀入豪华车市场，2022年BBA销量下滑，豪华车市场竞争激烈。
指导价上涨，销售称“优惠力度大”
中新经纬致电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的宝马4S店，店内销售均表示指导价已经上调，涉及多款车型，幅度从千元到万元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指导价上涨了，但多位销售表示“指导价涨了，销售压力大了，但店内也有优惠活动，力度还挺大的。”
以官网48.89万元起售的宝马530标准轴距版为例，“这周末有元宵节活动，加上购车分期的金融政策优惠，大概到手40万元出头。”北京一4S店的销售人员说。据悉，前述车型指导价较之前涨了4000元。
宝马方面3日对中新经纬表示，近期，受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原材料及物流成本不断上涨，以及供应短缺等影响，部分BMW品牌在中国的在售车型于2023年2月1日正式上调厂商建议零售价。届时，客户可以在宝马中国官方网站及My BMW应用程序上查询最新信息。具体车型的终端零售价格，客户可向经销商进行咨询确认。按照惯例，宝马将定期审视和评估产品定价，以灵活应对原材料、物流及车辆制造成本的变化。
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指出，宝马是传统的豪华燃油车品牌，有稳定的粉丝和市场，适当涨价有利于增强“宝马车保值”的印象，以此带动增加销量。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新能源分会秘书长章弘告诉中新经纬，宝马在2022年曾实行过降价促销，随着疫情政策的放松，宝马预计2023年车市或将回暖，涨价可能是出于利润考量。此外，近期钢铁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宝马车型用钢较多，涨价能减缓成本压力。
BBA销量下滑，新势力势如破竹
据宝马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在中国市场交付了共计791985辆BMW和MINI汽车。较2021年846237辆的累计交付成绩，同比下滑了6.4%。
值得注意的是，BBA阵营中的奔驰和奥迪也在2022年的中国市场出现了销量下滑。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奔驰和奥迪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分别为75.1万辆和63.5万辆，分别同比下滑0.9%和9.2%。
章弘认为，BBA的销量下滑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消费者收入不保，消费信心不足，而豪华车售价不菲，所以消费者有持币观望的情况。
张翔则认为，BBA销量下滑的背后，是新能源造车企业的入局，长期被宝马、奔驰、奥迪等车企占据的豪华车市场迎来了新的造车选手。
乘联会数据显示，2022年豪华车市场整体销量为309万辆，同比增长6%。其中传统豪华车市场整体下滑4%，而新能源豪华车市场同比增长49%。
中新经纬注意到，来自中国的造车新势力正纷纷布局豪华车市场。蔚来的两款新车EC7和全新ES8的起售价分别定在了48.8万元和50.2万元，理想L9起售价也达到了45.98万元，就连一向在价格上主打“亲民”的小鹏也将G9的起售价定在了30.99万元。
2022年底，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曾在接受中新经纬等媒体采访时表示，蔚来的竞争对手非常明确，就是油车。“虽然离BBA油车有点距离，但是明年销量目标超雷克萨斯。”李斌说。
业内专家认为，新能源造车企业进军豪华车市场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章弘表示，高端车型较中低端车型而言，技术、研发、生产、利润都会更高一些，更能在资本市场中打造高水准的企业形象，以确保融资能力。且中国产中低端燃油车已经打造出了“代步工具”的理念和形象，而新能源汽车的一大特点是“智能网联”，高端车型更符合这一特点。
张翔表示，造车新势力等车企，在成立初期的成本较高，而豪华车市场的利润较高，进驻这个市场可以帮助这些车企达到盈亏平衡。
近日，理想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想在微博中表示理想汽车会坚守价格区间，全尺寸的理想L9坚守40万元至50万元的价格区间，中大型的理想L8和理想L7会坚守30万元至40万元的价格区间，中型的理想L6和理想L5(非SUV形态)会坚守20万元至30万元的价格区间，不会有20万元以内的车型。
2022年，蔚来ET7和ET5上榜乘联会统计的全年高端轿车销量排行榜，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在全年高端SUV销量排行榜中，特斯拉的Model Y登至榜首，同比增长85.6%，此外理想ONE也排行前五。
专家：豪华车市场值得新势力“拼死一搏”
张翔指出，新能源化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这正好也是一个让中国本土的自主品牌进入中高端市场的契机，值得新势力拼死一搏。
但章弘亦指出，传统车企在打造豪华车领域已经磨合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旦传统车企转型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其对高端车的运营驾轻就熟，新势力造车企业也许不占优势。新势力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层面给予了汽车崭新的理念和方向，但老牌豪华车企掌握着多年积累的机械技术，转型新能源汽车后，其研发能力十分可观，且传统车企对汽车行业的营销理念、周转能力也是造车新势力难以比拟的优势。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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